春秋时期县制的起源、发展及其在政治、军事、法律制度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

县的起源，或源自楚国，或源自秦国，如今难以详尽考证。在春秋时期，世族世官制度尚未衰落，晋国、楚国等已经开始设置县，晋国、吴国也已开始设置郡。然而，在郡县体系中，县大夫或县公的职位大多仍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，这与战国时期县令完全由国君任免的情况有所不同。

楚国是最早设立县制的国家。大约在公元前680年，楚文王任命彭仲爽为令尹，并“实县申、息”（《左传》哀公十六年）。据考证，息国的灭亡发生在鲁庄公十四年，当时蔡哀侯因莘地的缘故，诱骗息国国君，楚文王趁机灭息。申国与息国地理位置相邻，楚文王在庄公六年征伐申国，申国的灭亡也应在此时。这些记载标志着楚国设立县制和任命县尹的开端。《左传》还提到，陈国在楚庄王、灵王、惠王时期曾四次被楚国灭亡并设为县。显然，楚国的县制是通过灭亡周边诸侯国而建立的。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记载：“若惠顾前好，檄福于厉、宣、桓、武，不泯其社稷，使改事君，夷于九县。”这里的“九”是一个虚数，并非特指某国某县，这表明到了春秋中期，楚国新设的县已经相当多了。楚国的县官被称为县公或尹。据《左传》庄公三十年杜注：“楚僭号，县尹僭皆称公。”楚国的高级官吏通常称为尹，例如令尹是楚国最高官职，其他还有左尹、右尹、箴尹、连尹、宫厩尹等。楚国县尹的地位仅次于令尹和司马，县尹甚至有机会直接升任司马。

晋国在春秋时期设立县制相对较早。公元前635年，“晋侯围原”，“原降”，“迁原伯贯于冀，赵衰为原大夫，狐溱为温大夫”（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五年）。晋国将县的长官称为大夫，因此原大夫、温大夫分别指的是原县、温县的大夫。公元前627年，晋国臣子邵缺因功被襄公赏赐“先茅之县”（《左传》僖公三十三年），这是晋国文献记载中首次设立县和任命县大夫。公元前594年，晋国在辅氏之战中击败秦国，“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，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”（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），表明晋国在春秋中期已普遍设置县。这里的“室”作为居住地，被用作计量单位。赏赐包括劳动力和耕地等，与韦昭注解的“妻妾货财”意义相同。室与县并提，其私有性质显而易见。后来，楚国声子劝告令尹子木宽恕伍举的罪行，因为伍举打算投奔晋国，“晋人将与之县，以比叔向”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六年）。叔向是晋国的显赫家族，伍举若得到县，与之相提并论，更说明县作为私人采邑的性质。晋国对于外来投奔者的赏赐也以县为单位，这进一步证明了晋国在春秋中期普遍设立县的事实。

到了春秋晚期，国君不仅控制着众多的县，随着权力的膨胀，一些权势显赫的大夫也开始管理若干县。公元前537年，“韩宣子前往楚国送女，叔向担任副使”。楚灵王企图“让韩起(宣子)担任守门人，让羊舌胖(叔向)担任内宫官职”，以此羞辱晋国。蓬启疆则认为，“箕襄、邢带、叔禽、叔椒、子羽，都是大家族。韩氏拥有七个邑，都已形成县。羊舌氏有四个家族，都是强大家族。如果晋国失去了韩起、杨惊，五卿、八大夫辅佐韩须、杨石，凭借他们十家九县的力量，长毅九百，其余的四十个县，留守四千，他们将奋起武力，以报此大耻。伯华策划，中行伯、魏舒领导，他们没有不成功的可能。”（均见《左传》昭公五年）。由此可见，在平公时期，韩氏已经拥有七个县，羊舌氏拥有两个县，晋国全国已有四十九个县。

县与一般采邑的区别在于，通常县的规模较大，能够承担较重的赋税。这里的“县”与“大家”、“强家”等称谓相互呼应，颇具深意。到了晋顷公时期，即公元前514年，“魏献子执政，将祁氏的田地划分为七个县，将羊舌氏的田地划分为三个县”（出自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八年）。晋国的县与卿大夫的采邑已有所区别。卿大夫的采邑，除非遭遇夺爵灭宗，否则通常是世袭的。而县大夫虽然有时也会世袭，但其职位更常更换。例如，州县最初属于卻称，到了鲁成公十七年，晋厉公灭掉三卻后，州县归赵氏所有，后又传给栾豹。栾豹去世后，州县被赐予郑国的公孙段。公孙段去世后，州县又传给其子丰施。郑国的子产通过韩宣子将州县交换给晋国。韩宣子不打算将州县据为己有，于是“用它换取原县（原本是晋国的领地，不知何时归宋乐氏所有）给乐大心”（出自《左传》昭公七年），这说明晋国的县大多不是世袭的。这表明到了春秋末期，随着晋公室的衰落，大夫的专权和兼并现象日益严重，强大的大夫所控制的县越来越多，这些县往往具有私有性质，并且频繁交换。同时，由于县的普及，原本国与野的界限也逐渐模糊了。

最初的县都设立在边疆地区，《淮南子·主术》中高诱的注解指出：“县，即遥远之地。”这一点非常准确。这些县具有国君直接管辖的边疆军事要塞的特性，国君任命的县官是可以世袭的。例如，在楚国，申县的第一个县公是申公斗班，而他的继任者申公斗克（字仪文）正是斗班之子。在晋国，原县的第一个县大夫是赵衰，也被称为原季，而赵衰之子赵同继任，同样被称为原同。再比如，楚国的申公巫臣逃往晋国后，晋国任命他为邢大夫，而巫臣的儿子则世袭为邢伯或邢侯。在春秋初期，晋国、楚国等大国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强化边疆防御，通常会将新吞并的小国改建为县，而不是作为卿大夫的封地。县与封邑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和军事组织，特别是有征税制度，这既便于国君的集中统治，又加强了边防力量。《左传》成公七年记载了楚国围攻宋国的战役，子重请求将申、吕（两个县）作为赏赐的田地，申公巫臣反对说：“不可。申、吕之所以成为县，是为了征税以抵御北方。如果取之为赏田，那么申、吕就不再存在，晋国和郑国的军队必会抵达汉水。”这便是明证。

在春秋晚期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，晋国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新兴势力的卿大夫。这些卿大夫在其封地内实施了县制，使得县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地方行政单位。到了春秋末期，晋国又引入了郡的行政体系。最初，郡被设置在新征服的边远地区，由于这些地区地广人稀、荒凉偏僻，郡的面积虽然远超县，但其行政地位却低于县。因此，在赵简子发起的战役中，他誓言：“战胜敌人者，上大夫将获得县作为封地，而下大夫则获得郡。”(《左传》哀公二年)。郡和县两级地方行政体系的形成，即郡下辖若干县的模式，应当是在战国时期边远地区逐渐发展繁荣之后才确立的。

在春秋时期，正式的县制似乎仅在晋国和楚国中设立，而其他诸侯国虽然史籍中有关于县和郡的记载，但这些记载可能存在疑问。例如，《史记·秦本纪》提到秦武公十年“伐邦、冀戎，初县之”;十一年“初县杜、郑”。这里的“县”可能指的是“县鄙”之意。鉴于春秋时期的秦国尚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，特别是从《史记·秦本纪》和《商君列传》记载商鞅变法时才开始“并诸小乡聚，集为大县”来看，在此之前秦国似乎并不存在县制。鲁僖公九年（公元前651年），秦国接纳了晋惠公，《国语·晋语二》记载惠公对秦国使者说：“君实有郡县”。春秋时期的楚国并未听说有“郡”的设置，而晋国的“郡”又位于县之下，因此《晋语》中的叙述，可能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的用语习惯，其真实性不宜轻信。

在春秋时期之前的刑律，据《尚书·吕刑》记载，尽管存在“五刑之属三千”，但并未明确指出这些条款是否公开。换言之，当时的奴隶和平民在何种情况下应受何种刑罚，完全取决于奴隶主贵族的临时决定，导致了“法律的深浅难以预测，人们常因畏惧权威而恐惧犯罪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六年，孔颖达疏语）。这种“刑律不适用于贵族，礼仪不普及于平民”（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）的历史状况，在春秋时期，随着王室的衰落、公室的弱化以及大夫阶层的专政和相互兼并的现实，逐渐被打破。

为了缓解当时的社会矛盾，公元前536年，郑国的子产“铸刑书”，这标志着成文法典的首次公布。在郑国铸造并公布刑书之际，晋国的叔向曾致信子产，批评他道：“昔日先王根据具体事务来裁决，不制定固定的刑罚，担心民众因此产生争斗之心……设立官职和俸禄，以鼓励他们顺从；严格执行刑罚，以威慑那些放纵之人……民众因此可以被任用，而不会引发祸乱。一旦民众知道有固定的法律，他们就不会敬畏上级，反而会产生争斗之心，依据法律条文来争取自己的利益，这将无法控制……民众一旦了解了争端，就会放弃礼制，转而依据法律条文行事，连微小的利益也会争执不休，导致诉讼案件增多，贿赂行为泛滥。在你的有生之年，郑国可能会因此衰败！”子产在回信中表示：“如果按照您的说法，侨（子产自称）没有才能，无法顾及子孙后代，我这样做是为了挽救时世。”（均见《左传》昭公六年）。这进一步证实了春秋以前的刑法是由贵族阶层掌握的，他们不愿意公布刑法，担心失去过去那种家长式的绝对权力。然而，面对时代的压力，子产为了“挽救时世”，不惜违背常规，毅然决然地将刑典公之于众。

刑律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，并作为维护其利益的工具。在春秋时代，刑法的公布，正如子产所言，旨在“救世”，以延续他们濒临崩溃的命运，这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烈。然而，从历史的角度审视，这一行为也标志着随着公社制度的解体，政治领域出现的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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